１９１９年（５月－１２月）
５月４日 北京爆發了學生群眾的反帝愛國運動。
從本年初開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在法國巴黎召開和平會議，討論處理戰后的世界問題。中國政府代表在全國輿論的壓力下，提出了收回山東主權、取消“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等正當要求。４月下旬，和會在各帝國主義國家的操縱下，悍然決定把戰前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交給日本。這個消息在中國人民中、首先是在知識界和學生中激起了強烈的憤慨。５月４日，北京13所大專學校學生三千余人在天安門集合，示威游行，主張拒絕在和約上簽字，要求懲辦北洋軍閥政府的親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北洋軍閥政府出動軍警，逮捕示威群眾32人。５月５日，北京學生總罷課，并通電全國，各地學生紛紛罷課響應。６月３日、４日，北京學生講演團分赴全市各主要街道演講，北洋軍閥政府再次派出軍警、馬隊進行鎮壓，逮捕大批愛國學生，更加激起全國各界的義憤。工人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也開始加入運動。從６月５日起，上海工人罷工，支援學生的反帝愛國斗爭，參加罷工的產業工人有六七萬人。上海商人舉行罷市。滬寧鐵路和滬杭鐵路工人，京漢鐵路的長辛店工人，京奉鐵路的唐山工人相繼罷工。漢口、長沙、蕪湖、南京、濟南等地都有工人罷工。旅法華工也參加了拒簽和約的斗爭。對于以工人為主體的群眾斗爭的迅猛發展，帝國主義者和軍閥政府感到恐慌。北洋軍閥政府在6月間被迫釋放被捕學生，免除曹、章、陸的職務。６月２８日，在全國各界群眾和旅法華工、留學生及華僑的強大斗爭壓力下，中國代表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五四運動取得重大勝利。
經過五四愛國運動，以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周恩來、鄧中夏等為代表的初步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革命知識分子，認識到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和強大的力量，他們到工人群眾中宣傳馬克思主義和進行組織工作，開始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工人運動結合起來。五四運動在思想上和干部上準備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５月 《新青年》六卷五號編成“馬克思研究專號”，李大釗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同年１１月刊完），系統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指出“階級競爭說恰如一條金線，把這三大原理從根本上聯系起來”。在此以前，１９１８年１１月，李大釗發表《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文章，熱情歌頌十月革命，指出社會主義必將在全世界取得勝利。李大釗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
７月２５日 俄國蘇維埃政府發表第一次對華宣言，宣布廢除沙皇俄國同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廢除俄國在中國的特權。宣言說：“蘇維埃政府把沙皇政府獨自從中國人民那里掠奪的或與日本人、協約國共同掠奪的一切交還中國人民”。“請中國人民了解，在爭取自由的斗爭中，唯一的同盟者和兄弟是俄國工人、農民及其紅軍”。
７月－８月 ７月２０日，胡適在《每周評論》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宣揚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反對社會革命。該文的發表，在思想領域引起一場“問題與主義”之爭。８月１７日，李大釗發表《再論問題與主義》，對胡適的觀點進行了批駁，指出問題與主義不能分離，社會問題的解決，必須依靠社會上多數人的共同運動，而要有多數人的共同運動，就必須有一個共同的理想、主義作為準則。他旗幟鮮明地提出，要用“布爾什維主義”作為思想武器，以求中國問題的根本解決
“問題”與“主義”之爭，實際上是一次中國需要不需要馬克思主義，需要不需要革命的爭論。李大釗和各地年輕的馬克思主義者論證了馬克思主義適合中國的需要，論證了對中國社會進行一次徹底革命的必要性，這對于擴大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推動人們進一步探索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起了積極作用。
１９２０年
１月 李大釗、陳獨秀在北京開始探討成立共產黨的問題。不久，陳獨秀遷居上海，他和李大釗分別在南方和北方進行建黨的準備工作。３月，李大釗和鄧中夏等商定，在北京大學秘密建立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５月，陳獨秀等在上海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為建黨作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在稍后的同年９月，正在法國勤工儉學的蔡和森在給毛澤東的信中提出，中國現在就要準備組織共產黨，作為“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毛澤東隨后復信表示同意，并強調建黨必須以馬克思主義作為理論指導，他指出：“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
４月 經共產國際批準派出的俄共（布）黨員小組維經斯基等人到達中國，他們的任務是同中國革命組織建立聯系。維經斯基一行先后會見了李大釗和陳獨秀，了解中國的工人運動、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五四運動、醞釀建黨等情況，介紹了共產國際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情況和經驗，對中國共產黨的建黨準備工作給予幫助。
５月１日 《新青年》等一批進步刊物出版紀念專號或發表紀念文章，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上海、北京、廣州等地分別舉行紀念活動，工人和知識分子共同集會，革命知識分子發表演說，宣傳馬克思主義，熱情支持工人的斗爭。這次五一節紀念活動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一次較大規模的嘗試。
陳獨秀在上海積極組織領導了慶祝五一節的集會。９月，他發表長篇論文《談政治》，明確宣布：“我承認用革命的手段建設勞動階級（即生產階級）的國家，創造那禁止對內對外一切掠奪的政治法律，為現代社會第一需要。”這些言論和行動表明他已把立足點移到無產階級一邊，從激進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
８月 在中國工業和工人運動中心的上海，建立了中國第一個共產黨早期組織，并成為創建全國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的活動中心。從１９２０年秋到１９２１年春，北京、武漢、長沙、濟南、廣州等地陸續成立了共產黨早期組織（這些組織的名稱不一，有的叫“共產黨”，有的叫“共產黨支部”或“共產黨小組”，都是組成統一的中國共產黨的地方組織。后來被通稱為“共產主義小組”。），在日本和法國的中國留學生和僑民中也建立了這樣的小組。
上海早期組織起草《中國共產黨宣言》，闡明中國共產主義者關于創立共產主義新社會的理想，提出消滅私有制，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廢除舊的國家機器，消滅階級的主張。《宣言》還提出，無產階級要創立新社會，就要團結起來，開展階級斗爭，“用強力打倒資本家的國家”，鏟除資本制度；就要“組織一個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領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并“用革命的辦法造出許多共產主義的建設法”。《宣言》第一次比較系統地表達了中國共產主義者的理想和主張。
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建立后，主要的活動是宣傳馬克思主義，組織工人運動，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將《新青年》改為自己的機關刊物，隨后又創辦了半公開的刊物《共產黨》和通俗刊物《勞動界》，領導成立了上海機器工會和印刷工會。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出版了《勞動音》、《工人周刊》，在長辛店開辦勞動補習學校。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工作，進一步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
８月 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全譯本由上海社會主義研究社出版。
８月２２日 在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領導下，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在當地共產黨早期組織領導下，北京、武漢、長沙、廣州也先后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在先進青年中發展團員。同年１１月成立了團的臨時中央局，俞秀松為書記。
１１月 自本月起，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張東蓀、梁啟超等連續發表文章，鼓吹基爾特社會主義，主張勞資協調，發展資本主義。他們認為，中國唯一的病癥是貧窮，救中國只有一條路，即依靠紳商階級，開發實業。他們斷言，由于中國產業落后，“缺少真正的勞動者”，因此還沒有資格來講社會主義，也不具備成立工人階級政黨的條件，“真正的勞農革命決不會發生。”由此引發了一場關于社會主義的討論。
陳獨秀、李大釗、李達、蔡和森等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紛紛著文，批判張東蓀、梁啟超的反社會主義言論。他們承認中國必須發展實業，以改變貧窮落后的狀態，但認為資本主義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國的出路在于社會主義。他們指出，中國社會黑暗到了極點，“除了勞動者聯合起來，組織革命團體，改變生產制度，是無法挽救的”。
這場關于中國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是實行社會革命還是實行社會改良的爭論，持續了一年多。通過這次爭論，社會主義在中國的思想陣地得到擴展，進一步奠定了中國共產黨創立的思想基礎。
五四運動以后，馬克思主義者在同各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潮進行交鋒的同時，還反對了同工人運動有聯系的錯誤思想――修正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一些知識分子宣稱，不要階級斗爭、和平進入社會主義的修正主義觀點是可取的。馬克思主義者指出，伯恩施坦修正主義同共產主義是“正相反對”的，幻想用資產階級議會來為勞動者服務是“與虎謀皮”，在封建軍閥的反動統治下，中國工人階級根本沒有進行合法的議會斗爭的可能。無政府主義是在中國有較大影響的一種小資產階級思潮。無政府主義者反對一切國家、一切權威，反對一切政治斗爭和暴力革命。他們提倡個人主義，主張絕對自由，反對任何組織紀律。馬克思主義者對無政府主義進行了嚴肅的批判，闡明無產階級領導人民群眾進行革命斗爭，用暴力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駁斥了他們的“絕對自由”的謬論，指出在人類社會中，自由總是相對的，所謂“絕對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許多受無政府主義影響的革命青年拋棄了這種錯誤思想，接受馬克思主義。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的無政府主義者則被清除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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